上海高院发布2019年度金融商事审判及证券虚假陈述白皮书（最新发布）(11)

《民事诉讼法》针对当事人人数众多的群体性纠纷专门规定了代表人诉讼制度，但实践中并未充分发挥作用。近年来，上海法院在处理证券群体性纠纷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审判经验。最高人民法院多次提出，要用好、用足现行代表人诉讼制度。《证券法》明确规定“明示退出、默示加入”的方式，进一步开创了代表人诉讼的新形式。

在这一背景下，上海金融法院于2020年3月率先出台《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的规定》，为后续案件的规范审理提供了规则指引。这是全国法院首个关于代表人诉讼制度实施的具体规定，全面覆盖了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规定提起的当事人人数确定和不确定的“加入制”普通代表人诉讼和依据《证券法》第九十五条第三款提起的“退出制”特别代表人诉讼，系统规定了各类代表人诉讼的规范化流程，明确回应了各类代表人诉讼中的难点问题，大力依托信息技术创新代表人诉讼机制，为进一步推动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提供了有益经验。

四、审理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应重视的问题

（一）

当事人对案件争议较大

《虚假陈述司法解释》于2003年制定，为法院受理、审理该类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因相关规定仍然较为原则，审判实践中当事人对案件的法律适用存在较大争议。

◆一是揭露日及更正日的认定上，对案件具体情况中揭露内容的全面性、媒体权威性、揭露的警示强度等方面争议较大。例如，上市公司在定期财务报告中自行对虚增收入相关事项进行调整，但未就调整事项进行特别说明的，是否构成更正等。

◆二是在交易因果关系的审查上，包括阻断交易因果关系的事由认定以及交易因果关系与损失因果关系的区分等，例如投资者非理性投机行为是否可推翻因果关系，是否可以在计算投资损失中予以考虑。

◆三是在损失因果关系的审查上，包括市场系统性风险的认定，系统性风险以外其他因素的认定如经营性风险、概念股影响、重大重组等个股事件等，以及在具体扣除比例的确定方法上，就综合指数的选取、各指数影响比例大小、是否考虑投资者持股区间与风险时间段重叠等问题，均存在一定争议。

（二）

新类型疑难法律适用问题频现

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出现新的证券产品和交易模式，伴随产生新的纠纷类型和适法问题。

◆一是随着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诱空型虚假陈述的情况逐渐出现。该类型虚假陈述虽不会引导投资者进行买入交易，但是虚假陈述本身势必会改变证券市场供求关系的应然状态，被揭露时亦会造成股价的异常波动，从而造成投资者的损失。但《虚假陈述司法解释》整体基于诱多型虚假陈述制定，未考虑到诱空型虚假陈述的情况，存在法律制度上的空白。

◆二是涉科创板案件存在信息披露的特殊性。相较于主板市场而言，科创企业普遍存在研发投入高、投资周期长、收益不确定等特点，经营风险明显高于传统行业，类型化的、定性或定量的传统范式难以适用于科创企业的信息披露，在该类案件中如何衔接行政处罚与民事诉讼尚存争议。

◆三是中介机构的责任认定问题。在中介机构涉诉常态化的情况下，关于中介机构的过错如何认定；各中介机构之间勤勉尽责义务边界的界定等均成为新类型的疑难法律适用问题。

（三）

市场主体归位尽责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

虚假陈述案件数量持续上升、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屡禁不止，反映出以下问题：

◆一是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层缺乏诚信意识，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缺乏有效监督，为信息披露违规提供了空间。

◆二是证券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对重大舞弊现象未尽到注意义务，审计、评估、尽调等程序流于形式，未能及时发现风险并执行恰当的应对措施。

◆三是监管力量相对不足，行业自律欠缺，违法行为者还存在侥幸心理。

（四）

纠纷多元化解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从当前审判实践来看，在中小投资者分散维权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诉讼实力悬殊，并无进行和解议价的基础。即使法院或其他机构主持调解，由于该类案件争议空间较大，在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对相关事实和法律适用明确认定之前，调解工作遇到较大阻力。推行示范判决机制后，该类案件在示范判决作出后的调撤率得到显著提升，但实践中也发现诸多问题。例如，投资者保护机构主持调解的，与其作为原告的支持诉讼人参加诉讼或作为第三方专业机构辅助损失计算的职能存在冲突，调解组织的中立性受到质疑。其次，由于调解相较于诉讼的优势不明显，部分投资者对调解协议达成后实际履行效果存在顾虑，加上被告更倾向于等待判决后再上诉以拖延赔偿时间，进一步导致调解成功率的降低。再有，部分律师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往往希望当事人进行诉讼而非调解以获得更多报酬，对当事人进行调解持放任甚至反对意见，也对调解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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