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民教授的海南随想：自由贸易港赋能（最新发布）(3)

为了用好比较政策优势和比较制度优势，我们有必要借用一些国际著名的案例来仔细体会一下比较政策优势和比较制度优势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和企业行为的。

我们先来看美国企业的做法。美国属于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但工会力量较大，为获取其他国家的制度比较优势，通用汽车就把发动机厂放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这样做既可提高质量（德国工匠世界闻名），又可利用德国管制较少的劳动力市场（德国工会力量相对小），进行要素套利。

欧洲的做法则可以德国为例。欧洲大陆属于协调市场经济，各国政府在管制制度中共同投入了大量的专用性资产，因此为了充分利用比较制度优势进行套利，德意志银行就会到芝加哥和伦敦设立分公司，以规避本土的强管制，而德国的制药厂则会在美国建立实验室，以便从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获得在欧洲协调市场经济国家不能获得的突破性创新的动力和知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日本，日产把工厂建立到成本较低的中国，但却把设计部门放到了加利福尼亚，这样做既可降低生产成本，又可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创新能力。

以上这些国家的经验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从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再到区域经济或城市经济，都存在着政策与制度的差异，是它们构成了人们所谓的“营商环境”，进而影响了企业选址与产业链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格局，最终造成了相互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别。由此可以得到的结论是，改善“营商环境”说到底就是通过改革开放创造政策和制度的比较优势。其中政策比较优势属于低阶，制度比较优势则属于高阶。毫无疑问，对于经济增长来说，高阶的比较优势显然要比低阶的比较优势具有更大与更为长久的影响。原因在于高阶比较优势在动态中相对稳定，而低阶比较优势在动态中则易于流失。换句话说，高阶比较优势难以复制，而低阶比较优势则容易被后来者模仿。所以，面对地理劣势和产业弱势的海南，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坚定不移地推进制度创新，并在制度创新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中央的政策授权，制定高质量的经济与社会政策，为造就海南未来更多的比较优势而奠定坚实的基础。回想当年深圳开发开放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小渔村，但是依靠制度创新和特区特办的比较制度和比较政策优势而迅速崛起，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其成功的经验完全可供海南借鉴。

三、国际视角下的海南

从国际视角来看，海南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国际分工中究竟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从标准的“菜单”来看，大致可以有以下选择：高新技术研发和制造中心；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心；国际航运和物流中心；以及“世界避税天堂”等。但是从海南目前的资源和产业禀赋来讲，海南不可能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选项。

高新技术研发和制造中心非“加州硅谷”莫属，建设世界高新技术研发和制造中心需要三个基本要素的组合：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创造）；伟大的“资本家”（做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不为金钱为意义，重在发现和造就伟大的企业家和企业）；伟大的企业家（把科学家的发明和资本家的风险资本在其领导的企业中加以组合，创造性的生产出熊彼特产品）。很显然，不要说海南，就连目前产业层次在中国最高的深圳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这个选项对于海南是不合适的。

贸易与金融交易中心同样不适合海南。无论是贸易中转还是金融交易，它们都需要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第一，是经济规模；第二，是大量的知识人才。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不成规模就无法成为世界级的交易高地。纽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崛起，最初靠得是贸易融资，此后的发展则是依靠美元成为世界货币；芝加哥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粮食期货交易中心，因为它首先是世界最大规模的粮食现货交易中心，没有现货交易的期货交易是难以发展的，原因在于期货交易会面临现货交割难以兑现的瓶颈；香港之所以能够成为东亚的贸易中转大港，是因为它同时具备地理优势（深水大港）和制度优势（成为大陆许多商品出口海外的套利窗口）；相比之下，连云港拥有不错的深水良港，但就是不能成为国际大港，原因在于其既没有本地市场规模，也没有本地大规模出口的能力，因而缺乏足够的贸易流量。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活动更多依赖于知识和信息，因而需要有人力资本（知识人才）的规模集聚，为此就得有吸引知识人才的高质量生活环境。因为从事贸易和金融交易的知识人才通常都是拥有人力资本的高收入者，他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高于一般劳动者。高质量生活环境是一个系统，包括居住、交通、通讯、娱乐、消费、医疗和教育等等，所以不是简单地降低个人所得税就可以吸引到足够数量的、发展贸易和金融交易所需要的人才的。毫无疑问，这两个条件海南在短期内是不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