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廷辉 林贺权：科学不确定性背景下的环境健康风险规制（最新发布）(2)

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化学的进步，随着化学物质广泛运用于生产生活，化学物质中的有毒有害的成分也对我们造成了环境健康威胁。“化学品生产环节的环境污染加剧，落后的化学品生产工艺和技术使化工原材料消耗增加，导致废物排放量增加，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化学品突发事故还造成了严重的人体危害。”例如，人工合成物DDT（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原本是为了解决黄热病、丝虫病等虫媒疟疾肆虐的危险，但由于泛滥使用，其有高毒有机磷通过食物链不断积淀富集，最终蔓延全球，导致生物系统的紊乱和人类健康的损害。“自DDT民用以来，使毒性升级的活动从未停止，昆虫成功地证明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原则，他们通过进化产生了抗药性。所以，人类从未赢得这场化学之战，而所有的生物却被卷入残酷的战火。”

（二）生物技术下的环境健康风险

随着生物技术的商业化水平提高，转基因逐渐运用到农业、畜牧业中，用来解决全球粮食短缺和供应不足的问题。据2018年数据，全球多达26个国家种植了1.9亿公顷的转基因农作物，包括21个发展中国家和5个发达国家。另外，还有44个国家进口转基因农作物用作粮食、饲料和生产加工。生物技术除了在转基因农业生产中得以运用，还开始向生物克隆、基因编辑等方向进行探索。

然而18年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基因技术和社会伦理的探讨。基因技术作为一种以DNA重组编辑为核心的生物技术，其潜在的环境健康风险不容忽视。首先，理论上而言，人类可以利用基因技术制造出有害的转基因生物武器，从而危害环境生态和社会发展。其次，在科学不确定性下，无法确保其编辑或转移的隐形基因在受体中表现，可能会存在基因逃逸或漂移的现象，以致污染其他非转基因生物，造成生态系统的失衡。当然，在基因技术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也难以对转基因生物进行管理，容易造成环境健康风险的扩大。因此，防范基因技术风险，成为维护生物、环境安全和保障人类健康的重要任务。

（三）能源技术下的环境健康风险

能源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力的变革，也为环境健康带来了一定的隐患。从1952年的伦敦毒雾事件，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再到2003年重庆气矿天然气井喷事故、2005年吉林石化污染案，无一不体现着能源技术变革可能对环境和健康所造成的风险，不论煤炭、核能、天然气及石油，均可能会因能源技术内在的科学不确定性而引发环境健康风险。而能源作为现代生活的必需品，我们无法完全摒弃，只能在开发利用的过程谨慎其不确定性并积极实施风险预防和规制。

（四）医疗技术下的环境健康风险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居住环境和卫生条件得到了显著提高，但是医疗垃圾的堆积，却成为棘手的环境健康风险。在许多落后的地区，一次性医疗器具、过期药物、手术废弃品、废弃疫苗等医疗垃圾并不具备无害化处理条件，往往只能直接以堆积、填埋等传统方式处理，最终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甚至可能会广泛传播疾病或细菌，使人类健康受到威胁，例如，南京医疗废物污染案。

综上，面对科学不确定性所引发的各类环境健康风险，单纯地以传统的民事或刑事规制手段往往不能形成令人满意的妥善解决方案。当前，基于人类社会所处在后现代阶段内的反思性，这使我们不得不对传统的法律规制手段产生一定反思。为了避免环境健康风险规制措施的落空，将确定性法律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环境健康风险规制手段成为了解决科学不确定性风险的良方，形成了以环境健康标准为参照、以环境风险评估为前置、以环境信息交流为系带、以环境司法诉讼为保障的环境健康风险规制模式。但是，在科学不确定性的影响下，风险规制模式的内在环节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亟待解决。

三、环境健康风险规制的科学不确定性挑战

回归到科学不确定性，学者们对其进行明确。但不同的学者对于科学不确定性因素的认识各不相同，创设了多样的学术理论和模型，以布莱恩·温的性质分类方式和方托维茨、拉维茨的程度分类方式最为突出。布莱恩·温认为专家知识所说的不确定性主要可以划分为“风险”“狭义上的不确定性”“无知”和“非决定性”，其中，“非决定性”凸显了风险、社会和体制行为的互相依赖，具体风险包含了伦理价值、法律、政治等多因素，并非仅是受“客观的科学知识”影响。与布莱恩·温划分方式相异的方托维茨和拉维茨则认为，当代社会所有的数学技巧都是向方法论的批判开放的，具体问题面对着从低到高的三类不确定性，即技术性的不确定性、方法论的不确定性和认识论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