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丨贵州凭什么？（最新发布）(4)

在落实党政一把手负总责、贫困县党政正职任期稳定等中央要求基础上，贵州细化各级领导和领导班子的攻坚责任。2019年，全省16个深度贫困县全部由省领导联系帮扶，20个极贫乡镇由省级领导定点包扶，市县两级领导按照属地原则分别联系帮扶2760个深度贫困村。

贫困发生率30%以上的村由市州党政一把手负责，贫困发生率20%以上的村由县级党政一把手负责。“主官首责制”带动全省4万多名干部入村帮扶，致贫原因诊断、对策及措施到家到户。

2020年8月12日，贵州省思南县塘头镇青杠坝村的村民在采摘用作生产糟辣椒的鲜辣椒。图源：杨文斌|新华社

“窗口期”问题免责。

2020年上半年，黔西南州实行窗口期免责工作机制。

窗口期内，除违规违纪违法问题外，县乡村干部主动暴露的工作问题，一律不予追究；窗口期后，对于该暴露却未暴露问题的、有意遮掩和瞒报漏报问题的，一律严肃追责。

记者在黔西南州晴隆县达土村走访了解到，部分村民饮水有问题，盼望在山上修建高位蓄水池。但乡村干部担心，上级部门此前已投资饮水工程，如果报上去，或许不但得不到资金支持，反而会因问题“挂上号”挨批。窗口期免责工作机制实施后，当地迅速上报问题，得到上级拨付资金，解决了难题。

“过去怕说‘地雷’、怕说‘炸弹’，现在是‘自排地雷、自排炸弹’。”贵州全省推广窗口期免责工作机制，变被动查找问题为主动发现问题。

责任“连环套”。

贵州很多县的“贫困户确认书”上，要有7个人签字。除了贫困户主本人之外，还包括乡党委书记、乡政府主要负责人、乡扶贫工作站负责人、驻村工作队长（第一书记）、村支书、村委会主任。

为了实行控辍保学，贵州实行“七长”负责制，即县长、局长、乡长、村干部、校长、家长、班主任担责。

条、块“双责”。

“条条”站着说话不腰痛，反而通过检查考核加重“块块”负担的现象，一定程度普遍存在。2020年3月，对教育、医疗、住房“三保障”等工作，贵州省出台失职“双问责”制，既追究地方责任，也追究部门责任。

记者在毕节的一些深度贫困乡镇走访时，一些乡镇负责人反映，过去求县直部门办事，现在县直部门主动下乡来办事，变化非常明显。

负责住房保障的贵州住建部门建立“厅长包片、处长包县”工作机制，全厅机关处级以上干部对全省88个县区实行包保责任制，蹲点开展住房安全评定、鉴定工作指导。

“强帮弱”责任。

2019年，黔东南州从已脱贫出列的6县中，选拔19位优秀的乡镇党委书记，提拔为副处级干部，直接分派到脱贫形势一度被动的从江县的19个乡镇、街道,担任第一书记，原来的书记协助工作。2020年初，铜仁市统筹该市9个区(县)和铜仁市高新区、大龙开发区的力量，助力还未“摘帽”的沿河县冲刺脱贫攻坚。

虽然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人口已经清零，但贵州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6000元的仍然超过50万人，边缘易致贫人口还有21.9万人。如何监测帮扶有返贫致贫风险的人口？如何巩固易地扶贫搬迁人口进城谋生计？生机萌发的云贵高原，如何续写新的贵州发展奇迹？

提出“不能有任何的松劲懈怠，不能有任何的骄傲自满”的贵州，正在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旅游产业化，解答这些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