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丨贵州凭什么？（最新发布）(3)

2015年12月起，贵州把中央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政策机遇，实施全国最大规模的易地扶贫搬迁，此举既争取了中央资金支持，也为斩断地理上的“穷根”创造了历史机遇。

也正是结合扶贫，贵州不断强化交通优势和区位优势。基础设施的改善，畅通了贫困地区与外界的人流、物流、信息流，释放了贵州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旅游资源和气候等优势，推动了农业、工业和旅游产业发展，创造本土就业机会，有力推动减贫。

统筹思维。

掌握更多资源的上级政府通过开会布置、检查考核“分任务”，资源有限的下级政府小马拉大车“担任务”——这种事权责不对等、损害行政效能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存在于各行政层级。贵州在“统筹思维”指导下果敢行动，有效化解了行政弊端。

在推进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贵州省坚决把压力和责任扛在省级肩膀上，探索省级统贷统还、基层使用的模式。由贵州扶贫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承贷主体，将筹资压力和责任集中在省一级，不增加基层负担，市县两级不用分心筹资和还款，一门心思抓搬迁、抓建设、抓服务。

历史上的扶贫搬迁，通行做法是由县下达指标，乡镇实施，易出现管理薄弱、建设质量不高、进展缓慢等问题。

贵州本轮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时，明确以县为单位集中建设，乡镇集中精力动员搬迁，既不必操心资金，也不必操心建设。此外，贵州农村公路“组组通”的投入，都由省级统筹统贷，避免了加重基层负担和农民负担，极大加快了建设进度。

城市思维。

从2017年起，贵州省对易地扶贫搬迁实行县城为主要目标的城镇化集中安置，贵州是全国实施城镇化集中安置取得突出成绩的省份。以往深度贫困地区搬迁往往出现“山上搬山腰、山腰搬山脚”“这山搬那山，甲村搬乙村”、以后面临“二次搬迁”的尴尬现象。

记者走访贵州多个县城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时发现，当地充分考虑了多个有利条件：一是地块为交通方便、学校等配套完善的黄金地带；二是靠近工业园区、专业市场等就业机会较多的地方。

贵州全省95.8%的搬迁人口集中安置在城镇，为斩断贫困代际传递通道奠定了基础。全省具有劳动力的搬迁家庭，已有91.4％的劳动力实现就业。事实证明，易地扶贫搬迁起到了与城镇化、工业化发展相互促进的“联动”效应。

2016年到2017年，贵州共有121万人搬迁进城镇，提高全省城镇化率约3个百分点。进城移民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商业、公共服务机构提供了新生劳动力，发挥了人力资源的作用。

产业思维。

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土地少、分布破碎，但因低纬度、高海拔、强日照、大温差，贵州又具有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独到优势。

2018年贵州推进茶叶、食用菌、刺梨、辣椒等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唤醒了千年沉寂的土地”。在承接东部沿海7城市对口帮扶的过程中，力争优势互补、开展产业联动，深化形成“东部企业+贵州资源”“东部市场+贵州产品”“东部总部+贵州基地”“东部研发+贵州制造”等合作模式。

大数据思维。

作为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打破政府职能部门的数据壁垒，共享13家行业部门、519项指标、1.3亿条相关贫困户的住房教育医疗等保障数据，实现数据比对无人化处理。

贵州还在全国率先开发“通村村”农村出行服务平台，精准对接农村交通“供需”。在已成熟实施的县，村民出行平均候车时间由原来的2小时降低到30分钟，农村地区客运车辆实载率从平台上线前的56%上升到80%以上。

真·落实

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这是本轮精准扶贫设计实施的重大管理体制。

那么，省和市（地）县这三级如何明晰责任、落实责任、履行职责呢？由于脱贫攻坚考核评估严格，事关多方利益，下级尤其是基层可能存在隐瞒一些实情的现象，如何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条条”和“块块”之间的“两层皮”问题又该如何引导解决、使之齐心协力？

面对这些问题，贵州探索出一系列“精准”落实责任的创新之举，使精准扶贫政策落到实处，具有完善地方治理体系的借鉴意义。

变革考核责任。

2015年，贵州省调整贫困县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办法，考核“指挥棒”着重指向扶贫。在2014年下半年取消地处重点生态功能区，不具备新型工业化发展条件的10个贫困县GDP考核基础上，再调整40个贫困县考核办法。考核向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增长、农村基础设施以及提高森林覆盖率、减少石漠化面积等倾斜。

“主官首责制”。

不打招呼进村走访、经常派员暗访摸底，这是记者了解到的不少贵州官员对扶贫联系点的工作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