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第三大银行的CEO,查尔斯·沙夫对富国银行的潜力是抱有很大期望的。
他对这家银行的优势如数家珍。首先,这是一家服务数百万小企业的商业银行;其次,它的消费信贷平台发放的抵押贷款,超过了全美各大银行;另外,它的财富管理部门帮助不计其数的客户扩大了财富。
“它的核心竞争力,以及我们为消费者和企业所做的一切,都是非同一般的。”
他停顿了几秒,实事求是地补充道:“但我们也犯了不少错误。”
富国银行CEO查尔斯·沙夫,照片拍摄于美国棕榈滩的富国银行办公室。面对联邦政府的处罚,富国银行可用的招数已经不多了。摄影:Erika Larsen
这一天是十月中旬,再过一天,沙夫执掌富国银行就满一周年了。他坐在纽约长岛家中一间木质装修的书房里,通过视频会议软件Zoom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由于疫情关系,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沙夫都是在这里发号施令,试图完成扭转富国银行颓势的任务。
富国银行在美国金融界是个庞然大物,涉及多个业务领域,拥有26万余名员工和大约7000万名客户。眼下正是富国银行近170年历史中最动荡的时期,因为最近它曾多次被人“抓包”滥用客户的信任。
直到现在,富国银行仍在为这些错误付出代价,不仅公司名声受到了损失,还要承担巨额罚款和严厉的政策制裁。其中最沉重的一击,是美联储给它戴上了一顶1.95万亿美元的“资金帽”,即该银行的资本不得超过上述上限。
受疫情影响,美国所有银行都在超低利率中瑟瑟发抖,其他银行还通过可以大量增加放贷和吸收资本储备来“过冬”,但美联储给富国银行的“紧箍咒”却直接断绝了它的这种可能性。
自2017年起,富国银行的收入一直在稳步下跌,在2020财年又下降了15%,只有723亿美元,利润也同步缩水了。而且自从爆出丑闻以来,它的股市表现一直不如其他大银行。去年更是暴跌44%。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的美国银行业证券策略主管杰拉德 卡西迪指出:“这家公司已经千创百孔了,所有策略都必须拿到桌面上,好让它恢复到一个投资者可以接受的盈利水平。”
当现年55岁的沙夫接手时,这份工作直接将他推上了金融业的风口浪尖。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担任“财富500强”金融服务企业的CEO了,而且这份工作的报酬也是相当丰厚的。根据富国银行的股票激励政策,他每年有可能能赚到2300万美元。但富国银行的CEO,也是全美国最难干的CEO。富国银行是美国最大的借贷机构之一,它感冒了,美国的宏观经济都要打喷嚏。
沙夫一直以来的导师——摩根大通CEO杰米 戴蒙对《财富》表示,沙夫承担的任务“事关重大”,并表示“如果他们成功了,对全国乃至整个银行业都有好处。”
目前,沙夫正专心致志地在精简机构上下工夫——为了救命,只得先“缩水”、“瘦身”。
如果他成功了,他或许能将富国银行从监管的“紧箍咒”下解放出来,重现昔日荣光。如果他失败了,面对一众蓝筹股竞争对手的后来居上,富国银行可能将永远无法再现辉煌了。
在沙夫担任CEO大约15个月后,为了了解富国银行的改革情况,《财富》采访了沙夫和富国银行的高管,以及一些分析师、批评人士、行业竞争对手,还有沙夫以前的同事。
由于正逢多事之秋,富国又迎来了大规模的组织变革,加上一些重大失误,人们不禁怀疑,沙夫是否有能力推动一次彻底的企业文化变革。
巴克莱银行的高级证券研究分析师贾森 戈德堡表示:“让这么大的一艘船掉头需要很长时间,他正在学习。”
沙夫认为,富国银行还是有机会恢复原来的地位的。他表示:“我来的时候就很清楚,富国仍然有很好的发展机会,不过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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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夫是在新泽西州的威斯菲德长大的,那里是纽约市的郊区。他父亲是一名股票经纪人,身边也都是金融专业人士。从13岁时开始,沙夫已经在曼哈顿的股票交易所里做一些后台工作了。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本科时,他最初的目标是从事化学研究。不过读大二的时候,他突然顿悟了:“当时我在上物理化学课,我被关在一间实验室里,然后我对自己说:‘我不想一辈子待在一个连窗户都没有的地方。’”同时他意识到,在商业上,“你可以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创造事物。”
或许是命中注定,沙夫的一个亲戚恰好认识杰米 戴蒙的父亲,当时年轻的杰米·戴蒙还在巴尔的摩的商业信贷银行里当财务总监。1987年,戴蒙将刚毕业的沙夫招入公司,他俩的工作关系就此持续了20多年。而这家商业信贷银行就是花旗集团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