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一代：崛起中的上海互联网后浪（最新发布）(7)

　　不过蒯佳祺为此付出的代价便是在这次谈判结束后不久，美团于当年12月火速上线了产品模型与达达完全一致的“美团众包”业务，达达一夜间多了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对手。不过蒯佳祺并没有因为王兴这个举动而像同行“点我达”赵剑锋那样选择在当时投向和美团风格一脉相承的阿里巴巴。

　　蒯佳祺出乎意料的选择自毁一臂——达达突然宣布退出美饿大战，放弃当时占据平台一半以上外卖订单，以此表明自己接下来对两家的竞争不构成实质上威胁。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蒯佳祺决定接受京东投资，将京东到家的商超业务作为核心业务，以此积蓄订单和客户从而弥补退出外卖大战后带来的损失。最终，达达以明哲保身的态度维持了中立，守住了今天公司来之不易的独立运营权，直至今天。

　　面对互联网巨头势力的扩张与野心的膨胀，目前上海大部分的创业公司都在清醒的意识到中立对于自身发展的重要性。正如二战的词典里，有同盟国和与之对立的轴心国，但其实还有一个形容中间势力的专有名词——武装中立。

　　但当前仍处于成长期的上海新兴企业想要在巨头阴影下达成中立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那便是得到来自政府层面的支持，甚至是保护。

　　其实上海的容忍度一直以来还是相当高的，特别是在本地生活赛道方面，长期以来上海对电动车的态度都是负面的，因为它既不属于机动车，也不属于非机动，速度低于摩托车又高于自行车，且大量的交通事故又来自电动车，如果上海交管真的要动手，可能饿了么、美团、达达的业务就不复存在了，今天虽然可以挂上一个保障民生的由头，但是电动车在上海出现的时候，这些公司可能都还没有诞生。

　　来自上海投资界的一位知名前辈告诉朱思码记，像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实际上并不会因为出现千亿美金估值的公司而作为城市的名片，同样北京、深圳都不会，但上海的整体环境目前对本土新兴互联网公司的保护力度已经开始变强了。

　　我跟阿里说过，如果你们再想跑到上海地盘上跟拼多多来一场公关舆论大战，前提除非等到2022年后。不过另一方面，众所周知，滴滴跟上海关系也不太好，但是你也能看到上海交警并没有针对滴滴而到处逮他们的网约车。

　　而同样的是交通方面，支付宝和微信的扫码支付进上海交通系统，这件事情本质上是之前上海的公交地铁IC卡有一家专门的公司在做，甚至很多上海编制内的企业给员工发福利都是通过上海公交卡IC卡的形式来发放的，所以上海能够容忍两家巨头进来抢那家公司的生意，其实也能说明所谓的保护政策其实还是就事论事的。

　　然而基于就事论事的态度下，新的问题则是：今天上海在政策上是否愿意为本土新兴互联网公司敞开？

　　回顾10几年前，上海某位领导最先提出了“为什么阿里从上海去了杭州”的问题，而随着杭州在多年后因为阿里而带起互联网产业后，这位领导又一次提出了新的问题：为什么上海出不了阿里？

　　由于这位领导提出的这两个问题，加之第一、第二代上海互联网企业的沉浮变迁，最终演化成了过去数年来本地媒体，乃至全国媒体都在讨论关于上海互联网环境、产业得失的议题来源与出处。

　　不过事实上，上海对于互联网产业的理解和中国其他城市的维度不同，他们通常用更务实维度来看待互联网，这当中最直接的例子是上世纪90年代上海市在张江地区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彼时上海市政府的理解就是从技术和应用两个层面展开的，因此对待互联网产业时，上海的做法是通过其应用层面进行细分后分配到相关的负责机构或成立办公室进行沟通与合作。

　　尽管我们至今也没有看到上海市政府发布过类似所谓“扶持互联网”的概念或相关说法，但在各条产业上的政策动向其实在过去3年来已经逐渐从量变转向质变：

对某一特定产业推出专项政策。上海市政府于2017年12月14日出台了文创50条，以明文标注的政策措施扶持文创相关行业的企业，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户籍落户，物业减免等等。这也是上海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政府开始对一个特定产业进行扶持，具有划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