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我国制定《税法总则》时机和条件已成熟

　　“制定《税法总则》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其纳入立法规划，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机构牵头，组织起草《税法总则》。”2021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主要税种将实现立法，为何还要制定《税法总则》？谈及背后理由，朱征夫认为，制定《税法总则》是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可以为编纂《税法典》奠定基础。这是我国现阶段编纂《税法典》的最佳路径。同时，有助于促进税法的体系整合，加强纳税人保护、改善营商环境，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税收话语权。

　　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以来，我国税收立法步入“快车道”，我国现行18个税种中已有11个税种制定了法律。

　　“税收法定原则”是指由立法者决定全部税收问题的一项税法的基本原则，即如果没有相应法律作为前提，政府则不能征税，公民也没有纳税的义务。具体是指，税收主体必须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征税；纳税主体必须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

　　制定《税法总则》是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朱征夫表示，《税法总则》作为规范所有税种、涵盖税收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总纲性法律，涉及税收体制安排和基本税收制度。《立法法》第八条第六款规定了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需要法定的范围并不限于其列举的税种设立、税率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而是包括所有的税收基本制度。

　　因此，“制定《税法总则》是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应有之义，不仅可以为编纂《税法典》打基础、做铺垫，也有助于表达国家对现代税收制度建设的意志和决心，加快推进税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朱征夫表示。

　　时机和条件已成熟

　　作为一种国际趋势，大陆法系国家高度重视税收法典化，1977年《德国税收通则》、1950年《法国税收总法典》、1998年《俄罗斯税法典》、2003年《西班牙税收一般法》、2000年《意大利纳税人权利宪章》都是这方面的范例。即便是英美国家，税收法典化也很普遍，1986年《美国联邦税法典》就对全球税改影响至深。

　　制定《税法总则》可以为编纂《税法典》奠定基础。朱征夫告诉记者，受《民法典》编纂过程的启发，鉴于实体法和程序法领域的税收法定已经基本落实，制定《税法总则》可以完成关键一跃，为制定《税法典》奠定基础。这是我国现阶段编纂税法典的最佳路径。

　　2020年11月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指出，要总结编纂民法典的经验，适时推动条件成熟的立法领域法典编纂工作。

　　制定《税法总则》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在朱征夫看来，税法体系庞大，规范众多，事关全局，是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适时启动法典编纂工作。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税收基本法(草案)》到2006年的《税收通则法(专家建议稿)》，全国人大、国务院以及学界齐心协力，对税法体制和基本制度的立法已进行多轮探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素材和经验。这为制定《税法总则》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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