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邓 瑜 方志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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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修志”到“修志为用”
——四川地方志机构组建60年发展历程及主要成果
邓 瑜
地方志是记载某一地区自然和社会情况的地方文献,一般以各级地方行政区划为单位。它既有全国性的总志,如记载地方的省、府、州、县志等,也有山水志、寺观志、书院志等专志。因其内容涉及疆域、建制、天文、气象、山川、艺文、风俗等各方面,故地方志被誉为“一地之百科全书。”地方志资源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从国家重大项目、社会文化建设,到城市发展规划、文化遗产申报、旅游资源开发等各领域,地方志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地方志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优秀文化传统

连绵不断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地方志萌芽于周王朝时期。《周礼·地官》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方志之名始于此。现存最早的全国性总志,是公元813年唐代李吉甫编的《元和郡县图志》(后因图佚,改名《元和郡县志》)。到宋代,志书体裁体例日趋完备和定型。明、清、民国时期志书编纂继续发展,方志理论研究也比以往大大前进了一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修志书的优良传统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2000年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出版工作基本结束时,共出版省、市、县三级志书5807部,占规划数的99.7%①。截至2020年3月31日,全国第二轮三级志书出版4205部,占规划数的77.08%‚。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四川地方志发展概况
为便于区分,按时间断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0月1日)前编修的志书称为“旧志”,之后编修的志书称为“新方志。”
四川志书编纂历史源远流长。东晋蜀郡江源(今四川崇州市)人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体例融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于一体,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考证翔实,史料可靠,初具后世方志规制,被学界普遍认为是最古的方志。常璩也被后人尊为“方志鼻祖”。

四川历朝历代修志活动从未间断。1985年版《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载190个图书馆所藏1949年前省、市、府、州、县、乡志书8264种,按地域统计,其数量四川为最多,达671种。
四川“旧志”不仅数量多,佳作也不少。清代段玉裁、李芝合纂乾隆《富顺县志》,张珽修、侯国栋等合纂乾隆《汉州志》,李调元所纂嘉庆《罗江县志》,成为后世方志纂修的典范之作。还有民国《北碚志》《巴县志》等,都是民国县志中的佳志。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地方志事业发展
1960年6月,四川省地方志编辑委员会成立,1972年被撤并入四川省社科院。1981年,中共四川省委决定恢复成立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志编委;2015年7月,经省政府同意更名为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简称省地方志办),负责组织、领导全省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四川在2000年左右完成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出版,计划在2020年完成第二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出版。
(一)第一、二轮三级志鉴编修成果
2000年左右,四川完成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出版《四川省志》1种,63卷,79册;市(州)志9种,77册;县(市、区)志168种。时间断限为1840—1985年。据2004年3月出版的《四川省地方志目录(一)》统计,四川全省第一轮三级志书编纂工作完成了10280部10348册志书,其中包含部门志、乡镇志、厂矿志、山水志等编纂成果。
四川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是在摸索中完成的。从组织发动、机构人员到资料收集、篇章设置、编纂规范,都属于“创业”模式,因此在理论上准备不足,实际操作中边写边积累经验。加之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中国社会都处于战乱、动荡中,对史料的保存即便是“心有余”也“力不足”,“文化大革命”又加剧了对档案、资料的破坏。在编修首轮志书过程中,尽管修志人员尽力收集补充,仍不可避免存在诸如资料、数据不够详实等问题,但作为“官书”,仍最大限度起到了“存史”功效。

第一轮《四川省志》(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