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敏：19岁那年，我第一次到北京（最新发布）

原标题：彭敏：19岁那年，我第一次到北京

我来北京的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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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岁那年的夏天，我父亲在家门口大摆筵席，庆祝我被人大录取。

两个月后，我在包里揣着一本舒婷文集和一本席慕蓉诗集，登上了北上的绿皮火车。

随驾的阵容很强大：父亲和两个舅舅扛着大包小包，不远千里，陪我进京。跟许多大一新生一样，我是第一次出省，对未来没什么概念，甚至不知道焦虑为何物。总觉得，大学应该比高中有趣得多，也美好得多吧。

可是没想到，在火车上发生了一件事，用现在的话说，让我尴尬症都犯了。

不知天高地厚的父亲看轻了进京的火车，竟然向对面的一对母子炫耀我的录取通知书。在得到对方仅仅是礼节性的赞赏后，父亲高傲的内心不能够满足，顺嘴问了一句：“你家孩子也是去北京上学的吗？”

对面的男生是全省理科前十名，在北大和清华之间，他选择了去清华读计算机专业……

剩下的行程对我来说非常难熬。我满脑子都在想：要不，回去复读一年？

最终，惯性战胜了要强，任火车顺利开到了终点。但路上这个看起来无关紧要的插曲，却似乎在预示着北京这座浩大的城市，这座正在问鼎宇宙中心的城市，即将要以什么样的姿势与力度拥我入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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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地方来到大地方，最为直接的体验，便是自己处处比不上别人。当我们在黑暗森林里畏畏缩缩跌跌撞撞地伸脚，别人可能早就乘着父辈的越野车，驰上了康庄大道。

在漫长而单调的中学时代，我曾为自己平平无奇的外貌深感苦闷，那时的我怎么也没想到，原来身高才是我最大的硬伤。当我随随便便钻进一堆女生里头，都需要抬头才能与人对视，我不禁开始后悔，为何要抛下温润多情的南方，来到如此骨节粗大身段高峻的北京。这种焦虑在我深交了几个和我同等高度的朋友后，才得到些微的缓解。

在一无所有的年纪，有一个自卑的理由。这，大概是很多人青春时代无可奈何的痛点。这痛点，会让你不断收缩起来，不敢向外面的世界伸出探测的触角。

有多少人和我一样，从不敢在公开场合上台发言？又有多少人和我一样，走在路上遇到认识的人，不好意思像武侠小说里写到的那样，“朗声”打个招呼？更为极端的是，就连人人都做的家教，我都从未染指，就连学校要求的实习，我都选择了在中文系办公室完成。

在一个地方生活得久了，很容易有今昔之感。我来北京是2002年，十七年时间，足够让围墙被推倒，良田变高楼，繁华与荒凉猛烈地切换。可我的记忆里，却只有当年的人大，并没有当年的北京。在“宅文化”尚未兴起的年代，我默默演绎着一个小地方人对外面世界的无知，一个文学青年对现世人生的排斥。

我是北京城的一处闲棋冷子，一局终了也不会有人注意。北京是与我无干的蛮荒世界，就如我身处银河系，却对银河系茫无所知，也鲜少踏足。

那时的北京城，远不如今天拥挤，大街上的车水马龙，维持在让人心安的程度。商场里的琳琅满目，吸引不了我的年少懵懂，混沌未开。

那时的青春，单调而平和，世间的真相离我们尚且遥远，俗世的规则只在少数“早慧”者当中悄然蔓延。

那种低物质欲望的状态，是我作为一个文学青年的偏执，也是大多数小地方人一生也回不去的出厂设置。当时我们宿舍六个人，五个都是贫困生，买个暖壶都需要大家开会集资，根本无法想象，在这个世界上，有人为了上大学可以“捐款”几百万，还是美元。

那时的人大东门，居然能吃到十九块钱的自助火锅。心虚的我们，每次收工，都把没吃完的部分分批藏在碗底、碟子下、倒扣的杯子里。

我们大摇大摆走在路上，不懂什么叫豪宅，也不认识奔驰宝马。能让我们翘首企足的，除了天空飘过来一片动物形状的云，就是图书馆里偶然闪现的一个靓丽身影。我们成群结队去参观北大清华，和联谊宿舍通宵K歌，去逛那些今后一辈子也不会想再去的热门景点：故宫、颐和园、圆明园、植物园、八大处……

时间仿佛不断在捧出新鲜事物，又似乎懒懒地在原地驻足。我们年轻得既用不着剃须刀，也无须思考自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