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观直击｜武汉方舱病人：我和上海有个故事（最新发布）

穿上防护服，每一寸皮肤都与外界隔绝开来。缓步走向方舱医院隔离区，鞋套摩擦地面的声音，穿过防护服的高密度聚乙烯面料，震动耳膜，哗啦，哗啦，哗啦，有些刺耳，又有些恍惚。

首次入舱，想象着隔离门那一边，是700多个陌生的病人，每一个都是新冠病毒携带者，我们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而沉重。但不确定感在推开门的一刹那消失了—— 一个女病人的背影从眼前掠过，她的一身红色睡衣让人意识到，他们在过着日常的生活，他们是一个个有姓名，有职业，有喜怒哀乐的鲜活个体。他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人生故事。

这里是武昌方舱医院，武汉患者和上海医务人员朝夕相处。分处长江中、下游的这两座城市此刻没有距离。面对来自上海的媒体，病人们自然而然说起关于上海的故事。

在武昌方舱医院，医护人员在护士站忙碌。本文图片均为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 赖鑫琳 摄

过去的故事

朱卫建倚在病床上，妻子坐在床边，商量着出院的事情。他们所在的武昌方舱医院C区由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管理，共200多个床位。如今，朱卫建夫妇和26岁的女儿都在这里。华山医院的医生刚刚给他们带来了好消息，朱卫建的两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这意味着他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出院虽好，但带来一件尴尬事：他做病区临时党支部书记刚刚一天，就要卸任了。武昌方舱医院2月5日深夜启用，7日就建立了患者临时党支部。由于病人不断入院，又不断出院，临时党支部成员变了又变。

上一任书记2天前出院，朱卫建接下担子，刚一天，就得到了即将出院的喜讯。今天，他把任务转交给了另一位老党员。朱卫建说，支部就是为病友帮点小忙，比如打扫淋浴房、洗衣房，安抚情绪波动的病人。他说：“都是些不值得夸耀的小事。”

朱卫建是闯过上海、干过大事的人。上世纪90年代，他辞去武汉一家国营服装厂厂长职务，只身来到上海，采购服装卖到武汉。他回忆说：“一般都是深夜12点到上海，因为华亭服装市场12点来货。我帮老板娘把货卸好，再点出我要的货，这时候已经是凌晨三四点了，没处去，就找一处澡堂子，睡一觉，第二天早晨去跟老板娘结账。结完账接着去苏州和杭州进货，再返回上海，又是深夜12点了。”

他每个月都要这样马不停蹄地在江浙沪奔波十多天，有时候想歇一歇，但再一思量，歇一天5000块钱就没了，于是咬咬牙接着干。他说：“在上海我淘到了第一桶金。”如今，朱卫建在全国好几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工厂和店铺，63岁了，事业也转交给了女儿。

在上海闯荡多年，他有一肚子关于上海人的故事。他说，上海人国际化。那时候他在华亭路进服装，“华亭就在地铁常熟路站一出来，一条很窄的小街。都是一个个的小摊子，没有门面。很多老外来买衣服。我记得有六七十岁的上海老太太，会说很流利的英语，跟外国人做生意。”

他说，上海人做生意精明，但是不坑人。“我在上海一个老板那里进了那么多货，每次50万、60万地打钱过去，但是他没请我吃过一顿饭。不过，上海人做生意非常讲诚信，收到钱后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欺负你，绝对不会占你一点小便宜。坐出租车也是，司机找钱的时候，要是缺1毛钱零钱，他会特别抱歉。在别的城市，要是计价器显示有5毛零钱，司机就自动收你一块了。”

近20年，朱卫建没有再去上海，但身边的上海医疗队激活了他的上海记忆，他觉得他的经历可以写一本书，关于武汉、关于上海，关于过去、关于现在。

现在的故事

夏天是武昌方舱媒体曝光率很高的患者，每次出镜，红色毛衣和粉色珊瑚绒睡裤是标配。其实她也不情愿，但每次镜头无意扫过，她都在病区里给大家分饭、打扫浴室开水间、或者是替在抽血的护士递棉签，在一群不爱动的病人中间，实在特别。

“哼，人家肯定会想，这女的咋每次只穿这同一身。其实我在家一天换30套衣服都不会重样。”做过十多年女装老板的夏天不满意这个银幕形象。

夏天是武昌方舱2月5日夜接收的第一批患者，6日刚找到记者时，她是为了来爆料的：方舱伙食不好、卫生打扫没跟上……她一股脑儿诉说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