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全员检测，发布不提人，上海防疫如何做到“无战时”？（最新发布）(2)

此前，大多数地方在疫情信息通报时，往往会公布病例的姓氏、年龄、性别、职业、居住地等以及详尽的活动轨迹，尽管已经进行了脱敏处理，但这些被放到聚光灯下的信息，常常被网友脑补出离奇的情节，一些病例甚至成为被网络暴力的对象。而如今上海的做法，既没有透露个人的信息和轨迹，又将病例活动涉及的场所告知了公众，在平衡公众知情权和病例隐私权方面，是一个进步。

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吴凡：我们每一个公众其实应该知道，我们不需要去满足你这些好奇心。这次我们现场开始公布，既告诉了你哪些场所他曾经去过，信息也透明了，也告诉了，但是同时又保护了病例的隐私。可以说在这一年的疫情防控当中，我们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变得更理性了，更成熟了，对新冠病毒的了解也更深入了，所以他就能很好地接受，我想这是两方面都有一个平衡的结果。

上周日，北京市在通报大兴区疫情时，同样隐去了病例姓名、年龄、性别等信息；在本周一，吉林通化市的疫情通报中，也开始只发布确诊病例的序号和居住地，疫情个人信息发布“最小必要”的原则得到推广。但与此同时，进入2021年，各地通报的泄露疫情信息的事件仍有增无减，杭州某医生泄露疫情流调报告，保定某单位员工将密接者信息表发至微信群；北京顺义某航空安保公司员工将初步流调报告发至微信群，他们都受到了行政拘留的处罚。

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吴凡：因为现在泄密不是流调的环节泄密，而是应用的人泄密，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岗位职责，使用的人员，你要对他有一定约束和要求，这个可以是法律的，也可以是行政规章，也可以是规范，你对他要有要求，要教育。其实我觉得只要每个人有这种意识，作为工作人员就有这种责任和义务去保护人家的隐私。

在疫情联防联控的背景下，参与疫情信息收集、使用的主体空前多元。按《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规定，除疾控、医疗机构外，居委会、村委会等可以协助收集疫情信息，企事业单位、物业公司等经依法授权后也可以收集相关信息，未经授权的单位则无权收集疫情信息。然而，《传染病防治法》等现行法律，关于疫情隐私保护的规定仅适用于疾控、医疗机构，而无法针对其它各类主体。这就要求这些单位和主体，自觉建立起隐私保护的内部机制，尽到安全保障的责任。如今，在疫情信息发布环节，加密已经成为共识，在采集、传送、使用等各环节，能建立起“脱敏”和“加密”的机制吗？

上海市政协委员 臧熹：能不能把疫情相关的，牵涉到公民隐私的一些信息，在一网统管的平台上进行流转。未来一旦出现了泄露问题我们也能够在第一时间找到相关的责任人，迅速地进行处理。

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吴凡：我们可以用的技术手段是传输过程当中，为了更好保护隐私，我们可以在传输使用利用的过程当中，对一些敏感信息进行脱敏，进行脱敏处理 这是我们可以技术上做得到的，技术手段解决一部分的隐私保护问题，这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上海为什么没有全民核酸检测？

“越是缺人缺资源的时候就越需要精准，

因为只有精准才是省人力的，对社会的稳定也是最好的”

其实从去年武汉解封之后到现在，上海也出现了几波疫情，但好像这座城市并没有特别的紧张，一般情况下也基本不用进入“战时状态“等等这样的字眼。本周三上海市长说，上海的此轮疫情已得到控制，而且强调防疫精细化之后就不需要扩大化，如何用相对最小的成本解决最大的关键问题？大城市是怎么做到的？对于其它地区来说，有可借鉴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