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湖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 湖北省监察委员会（最新发布）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柴雅欣 侯颗

图为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廉洁丝绸之路分论坛会场。（资料图片）

2019年12月13日，外逃柬埔寨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下陈街道同心村原党支部书记项亨达被强制遣返回国。

数据显示，2019年1至11月，全国共追回外逃人员1841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816人，“红通人员”35人、“百名红通人员”4人，追赃金额约40.91亿元人民币。

天网越织越密，堤坝越筑越牢。一年来，党中央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决心坚如磐石，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始终，追逃防逃追赃工作一体推进，监察体制改革形成的制度优势持续转化为治理效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向着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迈进。

追逃追赃重点领域捷报频传

2019年，“百名红通人员”莫佩芬、肖建明、刘宝凤、黄平等人先后回国投案，“百名红通人员”已有60人归案。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纪检监察机关成为职务犯罪追逃追赃案件的主办机关，资源力量得以有效整合，上下一体、多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更加明确。

在“天网2019”行动中，国家监委牵头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指导督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依法履行职责，集中力量资源开展追逃追赃。公安部开展“猎狐”专项行动，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公安部等相关部门开展预防、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专项行动，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开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追赃专项行动。

席飞，原中国建筑（南洋）发展有限公司副经理，涉嫌贪污罪，2003年案发后潜逃国外，直到2019年偷潜回国。去年3月28日晚，准备再次出境的席飞没能得逞，北京市区两级追逃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精心制定抓捕方案，一举将这个外逃16年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席飞的顺利归案，得益于北京市区两级追逃部门聚焦重点个案，把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职务犯罪外逃案件作为突破重点，一案一策、精准追逃。2019年1至11月，北京市共追回在逃人员44人，其中职务犯罪在逃人员19人，包括1名“红通人员”，追回赃款1.02亿元。

从外逃不到10个月的江苏省纸联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原总经理谢浩杰被押解回国，到金融领域职务犯罪典型、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分局管理检查处原工作人员袁国方自首，再到席飞落网、刘宝凤投案……一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不断深化金融、国企领域追逃追赃工作，多名来自国企、金融机构的外逃人员陆续归案。

与此同时，追缉侵害群众利益的外逃腐败分子也成为一年来追逃追赃工作的一项重点。结合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集中追捕涉嫌贪污侵吞扶贫资金的腐败分子和黑恶势力“保护伞”。

外逃仅9个月、非法占有村小组集体补偿金的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林桐村干部谢贻琼回国投案，“红通人员”、广东省深圳市田心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村集体企业）原董事长梁泽宁被遣返回国……追逃追赃捷报频传，印证了对侵害群众利益、群众反映强烈的外逃腐败分子一追到底、绳之以法的坚定决心。

制度优势持续转化为治理效能

2019年7月，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国家监委会同公安部通过对外执法合作，提请柬埔寨对藏匿在柬的外逃人员开展集中缉捕行动，将包括项亨达在内的4名职务犯罪嫌疑人和重要涉案人抓捕归案。

此次集中缉捕行动是国家监委成立后，首次牵头通过执法合作方式开展境外集中缉捕行动。从主要依靠劝返手段，到依据有关国际公约、双边条约和反腐败执法合作谅解备忘录等机制，综合运用刑事司法协助、遣返、引渡、异地追诉、被判刑人移管等途径积极与外方开展执法合作，纪检监察机关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追逃追赃的能力水平不断提高。

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形成的制度优势持续转化为追逃追赃领域的治理效能。监察法规定国家监委统筹协调反腐败国际合作，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分别将国家监委列为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主管机关。2019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办公厅印发《纪检监察机关办理反腐败追逃追赃等涉外案件规定（试行）》，成为纪检监察机关首部关于追逃追赃的规范性文件。这是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健全执纪执法工作机制的重要成果，也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追逃追赃的重要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