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布在各个入口的10台红外测温仪,平均每天亮起6万次。随着各地防疫政策的变动,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减小,1月28日是春运第一天,它们甚至只确认了2.5万人的体温。
车站二楼的爱心候车室是为行动不便的乘客准备的,工作人员会用轮椅或者担架把乘客直接送到月台。过去,每天有200多人需要运送,推车人的肩颈胳膊难免发酸。现在每天送下去的人只剩个位数,轮椅闲置在候车室门口。
张金平今年没有买泡面,他怕在车上吃会不安全。以往,小卖店的老板都要在仓库里备上超过200箱泡面,一多半是老坛酸菜味。老板们很有自信,还没到年三十这些货就能卖光,高峰时期,平均每两分钟就要卖出去一盒。
但今年,老板的仓库里,一箱货都没敢备。摆在架子上的泡面和袋装北京烤鸭都还没有卖掉一半,这两样已经算是车站里最受欢迎的商品。
隔壁店里的老板娘正在絮絮叨叨和保洁员抱怨年轻人没有礼貌,刚刚有个女孩进来,问完路没有说谢谢。往年,密集涌上来结账的人群会把她包围住,她没有心思念叨这些。面馆的老板百无聊赖的坐在门前揽客,偶尔有人驻足,往店里打望时,她会迅速补上一句:“今年人本来就少”,生怕客人误以为是味道不行。
与室内相比,车站外的空间显得更加静谧。偶尔能听到不远处马路上的汽笛声,还有清洁工把桶扣在垃圾车上发出的撞击声。
垃圾也少了。在广场上巡视的垃圾车,有时候几个小时才能装满一辆。清洁工人还是要用扫帚在门前一寸一寸扫过,但把烟头捡进簸箕里的动作却少了许多。
北广场上的行李寄存处不超过四平米。里面还要放置一个工作人员的工作台,一个安检机,剩下的空间才能放上存东西的行李架。往年总是会告知旅客存满了,如今空出了一半的架子。物品把地面堆满,拿都拿不出来的情况,今年是见不到了。

工作人员的对讲机。
决定回家的人
下午两点,张金平独自坐在南广场地下的通道里喝着二锅头,车票出发时间是晚上九点,他像往年一样,一大早就从昌平出发了。到的太早了,暂时还不能进站,他就自酌打发时间。
身后是长期睡在通道里的流浪汉,有的人裹着厚厚的被子睡得正香,锅碗瓢盆就摆在旁边。张金平没椅子坐,在地上铺了一张报纸。过去几年,他偶尔坐晚上的车,有时候坐清晨的,但从来没想过要去车站旁边的旅馆睡上一宿,“应该挺贵的”。
实际上,西站旁边的地下小旅馆,不少是牌子还挂着,但前台已经关门了。一家连锁快捷酒店,大床房只需要150元一晚,还不到往年价格的一半。虽然在大众点评上它的右上角标注着“春节紧张”,走进酒店,前台工作人员会诚恳地表示,不会满的,最近都没什么人。
从北京西站出发,七八个小时后达山东菏泽的县城,再花上3块钱坐趟公交,张金平就能到家了。两天前,他刚去附近的医院做了核酸检测,盘算着县里很久没有出现病例,回去应该不用被隔离。但张金平也担心,不知道年后什么时间能回来。

2月4日下午,北京西站候车室等车的乘客。
在北京,他肯吃苦,到处接短工。很多网站上都有日结的小工,有时是去工地,有时是去打包快递的流水线。辛苦一个月,能到手五六千元。刚来北京时候的张金平是震惊的,觉得自己来太迟了,浪费了多少挣钱的光阴。他忍不住掰着手指头算,一个月比在老家多挣3千,那一年就多了……
这次回家,少挣的很可能不止一个月,不心痛吗?张金平也算过,但回家的念头没有动摇,那是他一直在期盼的事情。过去一年,虽然挣了钱,但他也确实过得苦。今年冬天特别冷,在工地上做泥瓦工时,感觉身体快要僵住了。“确实感觉年纪有点大了,熬不到了”,上夜班的时候,有几次他很难控制住突如其来的困意,没少挨骂。
张金平63岁,在工友中算是很老了,他身材瘦小,裹着厚厚的黑色棉衣,戴着一顶雷锋帽,白发从帽檐处漏了出来。刚来北京时,他对自己的身体素质还算自信,但这两年,腿关节也开始疼了起来。
张金平感觉自己和北漂年轻人不一样,他在北京的日子很少有“生活”的部分。每天下了工回到狭小的出租屋,就是玩手机打发时间。他不时往“一家亲”的微信群里转发链接,有时被孩子们批评少转些“谣言”,但他忍不住,这是他想家时最喜欢做的事情。